A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那人一拍机盖说:好,哥们,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一个月后这铺子倒闭,我从里面抽身而出,一个朋友继续将此铺子开成汽车美容店,而那些改装件能退的退,不能退的就廉价卖给车队。